上市车企2022年业绩冷热不均 商用车企业表现低迷******

　　本报记者 龚梦泽

　　2022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分别同比增长3.4%和2.1%，保持了恢复增长态势，这也体现在行业个股的业绩预告之中。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截至2023年2月2日，沪深两市共有16家上市车企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其中净利润预增的公司有9家，占比56%。以预告净利润上限计算，16家车企平均年度净利润约为9.6亿元。

　　比亚迪位居净利润榜首

　　通过新能源业务的助力，比亚迪成为2022年国内车市的最大赢家，位居净利润榜单首位。比亚迪公告显示，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突破420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亿元至170亿元，同比增长425.42%至458.26%。

　　比亚迪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大涨推动了公司盈利大幅改善，并有效缓解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销量方面，比亚迪新能源汽车2022年累计销量为186.35万辆，同比增长208.64%，大幅超越了特斯拉131万辆的年销量，成为去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比亚迪将向300万辆的销售目标发起冲击。同时，比亚迪也在加大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开拓力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未来，比亚迪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会加大力度。”数据显示，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销量已经达到5.59万辆，同比增长307.2%。

　　据长安汽车2022年度业绩预告显示，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亿元至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49%至144.9%。长安汽车总裁王俊表示，2022年面对缺芯、限电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依然实现了经营质量稳步提升。2022年市场占有率增幅为10.3%，市值增幅为420%。

　　据统计，长安汽车2022年累计销量达到234.6万辆，创近5年新高。一方面，通过“PLUS”“蓝鲸家族”、中高端UNI序列等产品的投放，长安系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达139万辆，同比增长15.5%。另一方面，得益于电动化加快推进，长安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28.4万辆，同比增长160%。

　　受益于政府扶持资金，江铃汽车2022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15亿元，同比增长59.37%。公司2022年业绩预告称，归母净利润增长主要是由于期内收到政府扶持资金和青云谱工厂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处置带来的利润增加，冲抵了销量下降、原材料及芯片成本上涨所导致的利润下降。2022年，公司销售了28.20万辆整车，较上年同期下降17.3%。

　　商用车企业业绩下滑

　　记者注意到，以生产货车、卡车为主的上市车企2022年业绩表现低迷。作为商用车上市企业的代表，一汽解放和中国重汽预计2022年净利润分别仅为4.1亿元和2.6亿元，同比分别大跌92%和83%。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2家公司均提及自去年3月份以来，商用车市场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公司全年销量大幅度下滑，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减少。可以看出，2022年由于物流不畅和油价暴涨导致的商用车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是造成商用车上市车企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客车企业的经营状况同样艰难。业绩预报显示，中通客车、亚星客车和安凯客车2022年预计净利润上限分别为7900万元、-1300万元和-2500万元。3家上市公司均在公告中表示，客车市场需求显著萎缩，导致盈利空间骤降。

　　在年度净利榜单排名靠后的企业中，北汽蓝谷预计全年净亏损达52亿元至58亿元；赛力斯预计亏损35亿元至39.5亿元；江淮汽车预计亏损14.37亿元；刚实现“摘星脱帽”的海马汽车预计2022年由盈转亏，全年净利润将亏损12亿元至18亿元。

　　车市回暖背景下，部分车企业绩亮眼。《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预告净利润第一位和第六位的比亚迪和力帆科技，还摘得2022年车企净利润增幅的冠亚军。据力帆科技业绩预告显示，受益于汽车业务恢复和汇率影响，公司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400万元，同比增长170%左右；实现扣非后净利润3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649.95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对此，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阳表示，未来车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在存量领域的厮杀过程中，强者愈强，边缘企业出局将成为下一阶段车市的一大趋势。（证券日报）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